隨著大學重組加遽與密集母職意識型態盛行，學術媽媽在專業工作與家庭責任上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然而新世代學術媽媽的處境鮮少受到關注，相關研究也很少採用整合取徑，同時檢視她們從事專業工作與當媽媽的經驗實作。因此，我們很難知道學術媽媽的真實處境為何？她們如何與不同的社會期待協商？在協商過程，哪些因素影響她們能動性的發揮？為回答以上問題，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十九位育有子女的大學女性教師，具體呈現這些置身於新大學情境下的學術媽媽跨域（家庭／工作）、跨時（日／夜）的肉身化經驗。研究發現資歷職等、學校類型、組織文化、家庭性別關係與物質條件，以及進入職場時間點，均是影響其處境優劣的關鍵因素，若同時具備多種不利因素，學術工作的（時／地）彈性，反而會讓她們的處境更加惡化。然而，學術媽媽發展出三種協商策略回應建制困境：（一）強化身心自我管理技術；（二）透過學術工作的聲望和學術資本轉化母職實作；（三）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術工作。最後，研究發現有半數受訪者同時採用第（二）種和第（三）種協商策略，筆者將此種雙向整合的狀態命名為「智性母職」，用以描述學術智性工作和母職間存在相互辨證、持續對話的關係，在協商過程中可能會讓兩者產生質變，促成更具轉化性意涵的實踐。本研究的獨特貢獻在於採用少見的整合取徑，提供臺灣在地學術媽媽的經驗性資料，並對促成學術媽媽整合的文化、物質與結構性條件提出解釋，同時凸顯本地有別於西方研究的特殊社會、文化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