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美華（Mei-Hua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5-1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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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美髮雖是女性集中的工作，但卻是低度理論化的狀態。少數社會學研究側重描繪建教合作體制下，美髮助理的勞動處境。鑑於美髮必須直接接觸他人身體的工作特性，本文將美髮概念化為互動式的身體工作，以突顯身體在美髮勞動中的角色。以27位美髮從業者的經驗訪談資料為基礎，本文從美髮業的勞動力構成、美髮組織對從業者身體的動員，以及美髮技術本身來考察美髮勞動的身體化。首先，美髮的身體化具現在其勞動力主要由年輕、女性、勞動階級構成，但作為時尚產業也吸引還在探索性/別認同的年輕群體。其次，美髮作為時尚產業，從業者必須執行展演時尚的美學勞動;其中美學勞動的展演緊密地鑲嵌在組織層級 與從業者個人性／別認同之上。再者，美髮技術執行過程也都是身體化的，從業者必須學會雙重的多重涉入（multiple engagements）的身體技術─ 意即有能力同時與多人互動，並可以同時動員身體、心智與情緒來提供洗頭這樣的驕寵性身體工作，以及涉及協商身體化美學的剪髮設計。
關鍵詞：美髮、身體工作、身體化、美學勞動、親密勞動 |
作者：葉高華（Ko-Hua Yap） | 首次發表於 2020-05-1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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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利用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與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描繪臺灣家庭語言的現況，並在同時考慮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等基本變項的條件下，釐清階級、民族認同與鄰近效應對家庭語言的影響。主要發現如下：其一，雖然新中產階級最偏好跟小孩說華語，但是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條件下，家庭語言沒有階級差異。換言之，新中產階級對於華語的偏好，來自於他們在獨尊華語的教育體制下受過更多的篩選與薰陶。階級本身，並未對家庭語言產生直接影響。其二，中國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但臺灣人認同無法讓流失閩南語的福佬家庭恢復閩南語。其三，家庭語言的選擇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也受到周遭語言環境的強烈影響。居住地的華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 孩說華語；居住地的閩南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閩南語。這些發現指出臺灣本土語言的困境：一方面，臺灣人認同未能復興本土語言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持續往華語優占的北部都會區遷移，愈來愈多家庭失去本土語言的環境。因此，即使國家已不再打壓本土語言，本土語言復興運動者依然憂心忡忡。
關鍵詞：社會語言學、族群、階級、民族認同、鄰近效應 |
作者：蔡友月（Yu-Yueh TSAI） | 首次發表於 2020-05-1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3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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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隨著生物醫學全球化的強勢發展，在世界各地族群認證、正名與認同建構中，基因科技與知識逐漸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本文以2001年臺灣第一個正名成功的原住民─邵族為例，指出基因證據是一種「策略性的科學本質主義」，族群運動者擷取對正名運動有利的科學研究部分成果，憑藉DNA的科學證據，在原住民正名運動過程中形塑出帶有權威、本質化的族群認同，以此作為劃定差異、爭取認同的政治資源。邵族正名之後，DNA的科學論述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長期與國家抗爭的還我土地運動、邵族民族議會成立，以及推動邵族母語教學等等，才是形塑當今邵族族群性的重要力量。由邵族正名前「策略性的科學本質主義」，到邵族正名後「策略性的去本質主義」，本文凸顯族群認同的本質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社會、政治行動過程中匯集的產物；族群界線隨著各種政治機會被強化、弱化或改變。當一個族群的認同被廣泛接受且持續存在，基因研究會被視為一種外來風險；相反地，如果該族群正經歷認同的爭議，基因研究者和族群運動者有可能形成潛在的盟友。邵族正名成功的例子，彰顯在後基因體時代，基因知識具有形塑身分認同與差異的重要潛能，它能夠介入少數族群肯認政治和資源的獲取與再分配，值得我們重視。
關鍵詞：基因、邵族、認同政治、策略性的科學本質主義、族群性 |
作者：陳素秋（Su-Chiu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5-1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4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1712_(6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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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採取重視女性勞動者詮釋主體的研究取徑，以探究50年代末至70年代裡，女性移動至都市的勞動經驗，並分析此經驗對其性別實踐的影響。在歷史分析上，本研究補充了臺灣工業化時期不同職業之女性勞動經驗，以及其都市生活等重要歷史記錄。於此同時，本研究也嘗試 回應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是否且如何有利於女性突破傳統父權體制。儘管許多國內外研究皆主張，臺灣工業化過程中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未能有效使女性突破父權體系，但本研究提出不同論點。透過對比不同環境下的勞動經驗，本研究指出，移動能力與工作認同為勞動參與如何影響 性別實踐之關鍵因素。首先，勞動環境與勞動條件為影響女性能否透過 移動提升自主能力的核心條件。當勞動條件越不隔離與壓迫時，女性移工越可能提升其都市生活中的移動能力，進而發展爭取資源的策略，並開展突破既有體制的性別實踐。其次，在移工歷程中，以及返回農村婚後，都能發展出正向工作認同的婦女，幾乎都得以提升個人自主性，並在婚姻中實現較為平權的互動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對於傳統性別體制的突破效果具有延宕性，往往直到夫家長輩世代控制力量式微後才得以實現。
關鍵詞：女性勞動、臺灣工業化、移動能力、國內移工、工作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