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金麟（Jin-Lin Hwang） | 首次發表於 2021-10-24
DOI：10.6786/TJS.200712.0000
DOI：10.6786/TJS.2007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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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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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國賢（Kuo-Hsien Su）、喻維欣（Wei-Hsin Yu）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1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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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戰後外省大量移民改變了台灣人口結構，使台灣頓時成為多元族群的社會。過去文獻指出，僅管族群差異逐漸縮減，本省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仍較外省人為低。有些學者提出政治排外的論述來解釋族群不平等， 另有學者從家庭背景（如父母社經地位與父母教育程度、語言文化等）來討論影響不平等再製的因素。本文首先運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匯整資料來分析外省與本省族群在教育年數與初職職業聲望上的長期趨勢，發現兩者差異急速縮減。由此引出本文的問題：「何以外省人 作為一個優勢外來移民，無法持續其優勢地位？」奠基於蔡淑鈴等國內學者在族群不平等的先驅研究，本文試圖提出一個本省／外省差異縮減的可能解釋架構。從「79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外省人有集中在公部門的情形，且外省人就讀文組或從事語言媒體相關職業的比例偏高。我們進一步運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針對中學生的認知能力進行分析，推論語言能力在聯考中的相對比較優勢及職業文化上的親近性，可能是導致外省人就讀文科或從事文職比例偏高的原因。這些實證發現指出，外省人移民初期在職業上的類聚與分佈，對於其後代的志向選擇及市場競爭能力有長遠的影響；由於語言上的比較優勢、文化上的親近性、及職業類聚的影響，導致外省人比較可能任職於公部門等較難累積「創租資才」、且不易透過代間移轉來繼承優勢的職業。這種在機會結構及競爭場域中的差異性人口分佈，可能是導致外省與本省族群社經地位迅速平等化甚至逆轉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關鍵詞：族群不平等、族群類聚、文化資本 |
作者：蔡宏政（Hung-Jeng TSAI）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2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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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是對台灣戰後人口政策的一次傅科式考察，焦點集中分析從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末期，台灣家庭計畫為何成為一個功效卓著的權力-知識綜合體之歷史形構過程。本文首先從形式人口學的「客觀定律」開始，說明台灣的人口轉型是一個「被壓縮的」過程，而人口學文獻對這一被壓縮的人口轉型所提供的解釋不足，國家的強力干預並沒有被很好地考慮進去。因此，我們挖掘當時國府制訂節育政策的轉折，指出家庭計畫的主導力量事實上是美國當時的地緣政治經濟考量，美國政府一方面透過台灣的政府單位制定人口政策，另一方面則訓練人口學者、組建「民間」團體，來形成一個有效執行家庭計畫的權力-知識綜合體。最後，我們對家庭計畫「生產性」的正反面進行評估，說明這個權力-知識綜合體的有效性範圍，以及它的負面衝擊─生育率加速下 跌帶來的快速人口老化，台灣社會對人口老化現象感受的鈍化，使得一個「生產性」的鼓勵生育政策無法誕生。
關鍵詞：權力－知識綜合體、人口轉型、家庭計畫、東亞地緣政治、人口老化 |
作者：陳宇翔（Yu-Hsiang Chen）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3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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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在1980年代台灣茶主要市場從國外轉向國內之後，內銷價格迅速上漲，不但遠高過外銷價格，更超越國際高級茶葉的售價。台灣茶在國內能夠具有高價的基礎為產地獨特性宣稱，這不但使得進口茶無法取代之，更進而創造出專屬於台灣茶的壟斷租，讓台灣茶作農家可維持生存。本文即是探討台灣茶壟斷租的創造，發現這是一個社會建構的產物，來自於各時期的不同社會行動。這個社會建構過程大致可區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為1980年代的「台灣烏龍茶」，特徵為選擇性歷史的建構，涵蓋喝茶為台灣日常文化、悠久的茶葉產地、台灣茶即是烏龍茶。在1990年代則提升至「高山茶」，特徵為實體差異的建構，涵蓋高山產好茶、獨特的高山茶口感。不過具有台灣高山茶特質的境外茶葉已經出現，台灣茶的獨特地位正遭受強大挑戰，新的產地獨特性建構成為當前課題。
關鍵詞：壟斷租、社會建構、台灣茶、烏龍茶、高山茶 |
作者：林寶安（Pao-An Lin）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4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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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戰後台灣雖然處在金融壓抑環境下，卻在短短幾十年間創造驚人的經濟發展成就，曾被譽為「經濟奇蹟」。這樣的現象令人好奇，在欠缺正式金融有效滿足或支援相關金融服務之餘，當時台灣主要的經濟行動者，究竟如何解決日常資金運轉的難題？本文認為戰後自上海傳入台灣社會的「遠期支票」，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從單純的支付工具，支票的「遠期化」產生支票「信用化」的質變，成為一般工商（特別是中小）企業非常重要的信用工具，潤滑、驅動著企業日常運轉所需的資金交換流通。本文嘗試從當時的相關法令規範（票據法、票據刑罰）、制度設計（銀行甲存戶、票據交換所、司法體系）、產業條件與市場關係等面向，闡述此一台灣經濟學習使用「信用工具」的過程。在本文看來，因為遠期支票的普及使用，使得台灣經濟交換的層次，得以從現金交易升級進入期票信用交易的層次，具有某種程度的信用革命意涵，對台灣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關鍵詞：遠期支票、刑罰、票據交換所、信用、融通 |
作者：陳宇翔（Yu-Hsiang Chen）、許淑翔（Shu-Hsiang Hsu）、趙羽涵（Yu-Han Chao）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5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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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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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玟琪（Wen-Chi Grace Chou） | 首次發表於 2020-06-29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6
DOI：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712_(39).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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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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