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尚待排版與校對)
神明信仰為臺灣民眾最主要的信仰,其香火多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民攜來,隨其在臺灣逐漸落地深根,加以地理和政治阻隔,創造了臺灣民間宗教發展的內生制度環境。1987年底兩岸開放交流後,原本抽象、精神上的中國祖庭,成為信徒具體可謁祖的進香地點,國內宮廟興起到中國進香的風潮。在兩岸重新連結、建構的分靈與分香網絡的脈絡下,神像做為靈力的具化,變成兩岸民間宗教交流中的主體。本文探討中國神像在臺遶境的動員模式、過程、以及其影響。文章主要論點為:中國祖廟神尊遶境的動員成效在於其能否成功嫁接臺灣民間宗教的制度邏輯;民間宗教統戰有其結構限制,中國祖廟在兩岸政教制度秩序中的雙重弱勢,限制了其宗教能動性。首先,中國祖廟神尊缺乏臺灣地方連結,而必須搭載接駕宮廟的廟際網絡,每次來臺遶境路徑,都須經由中介組織重新協商。因此,中國神尊每一次來臺遶境,都是一個特設「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的創造,其文本的去鑲嵌化、人事集結的暫時性、各類參與者詮釋的開放性,使每次事件發展的軌跡與效果不可預期。再者,當中介者缺乏社群正當性,在遶境實作中,往往難以有效統整祖廟和承接廟宇雙方需求,不但製造衝突敘事,還限制了中國祖廟在臺遶境動員的能力。
關鍵詞:遶境、宗教交流、宗教統戰、聚集事件、民間宗教